影片中触及的对于战争残兵身份的父亲对少年的无情与利用，无疑是以一种特例出现在电影故事并联系着现实事件，却无法因此而否认电影《少年》对日本现实批判的力度与普遍性，皆因无论是对作为特例的现实事件的引用，抑或难以捉摸的"滤镜"变化与场景设置，都不断的强调着《少年》在大岛渚电影履历中鲜见的戏剧存在，而戏剧本是易于引发广泛讨论，具有现实提炼与延展性的艺术形式。 大岛渚对于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含混的：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样的形象围绕着这个游走全国的家庭成员，并通过父亲的角色暗示国家与政治的相关背景。这种观点被集中地用以塑造影片中父亲的形象，并抹除了对这位势必让观众心生厌恶的父亲角色的过去与背景进行详细交代和强调的可能。大岛渚不仅对电影史的过去毫不关心，在此看来，他甚至对日本史的过去也不关心。如果过去存在矫饰甚至歪曲的可能，那么能相信的唯有自己的经验，这或许是战后一代对历史特有的狐疑与猜忌。 受害者与加害者，这两种角色被不公平地分配给了这个家庭的成员，这种不公平尤为体现在父亲这一角色身上。国家的意义，父亲自身的历史遭遇，被简单的一面国旗，一个场景，一种父亲的自我表征，一句情绪化的言语所暗示出来，郑重亦草率。然而细想之下，将国家的概念以及基于战争伤害的个人经历，用简单的符号与言语替代，不正是一种暴力的回应吗？这实在很符合大岛渚一贯的作风。果不其然，后来他便索性在日本神土上建立起性爱的王国。如果非要为《少年》里对于人物背景交代的缺失这一安排做某种辩护，我想，用上述的观点大抵是可行的吧，亦不排除经费不足的可能。否则应该如何解释影片中最后一场显得异常突兀的车祸情节。 一方面，少年要通过牺牲自己来维系这个摇摇欲坠的所谓家庭，另一方面，需承受来自社会正义的压力，而缺失的、极力渴望的拯救则通过幻想来实现－一个来自外星的宇宙人，这个宇宙人完美地解决少年对肉体和精神的恐惧。正因大岛塑造的是如此悲剧英雄的形象，电影《少年》要比任何一部大岛的作品更易博得同情与共鸣。 如果说被遗弃在路边的充满朝气的黄色棒球帽只是让现实的残酷提前到来，还不足以让少年神伤，那么一双鲜红的靴子，定当让少年的内心对自由开始省思。大抵在最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场追求生存自由之旅，存在牺牲他人自由的可能。一句：我去过，亦成了少年最自满与骄傲的认罪与忏悔方式。但最有趣的，是影片所引导的思考仅针对了事件本身，那公义又在什么地方？理应的责任该由谁背负呢？这刻意的对公义的讨论的缺失和回避，势必也让人有所察觉。这是大岛渚的失误还是高妙？我想，苛求之下，仍能在似见非见之处得到大岛渚的回应，这亦是观看他的作品最有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