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已经有许多优秀作品问世。但是，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仍是几代人最为喜爱的小说之一。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以其切身的战争经历和长期的写作经验，在《生者与死者》里，把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和前线具体的战斗活动，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和苏军指战员的坚韧不拔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一个侧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的全过程。

导演亚历山大·斯托尔贝尔着手改编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决非偶尔为之，而是基于20多年接触西蒙诺夫作品的经验积累。当这部小说尚处创作阶段时，导演就详读了其中的几个章节，并开始思考如何将它搬上银幕。在改编工作的最初阶段，导演便确立了未来影片的创作宗旨：最大限度地真实展现1941年的事件，再现小说主人公们所走过的悲壮道路。

斯托尔贝尔对待自己的任何一部影片，都没有像对待《生者与死者》那样精雕细刻。他用两年的时间撰写剧本，事先画好了每一个镜头，设计了每一个细节。而在这项工程浩大的准备工作中，首要的是对具体的生活素材的详尽研究。对于导演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解并掌握小说的美学结构，而且要尽最大可能贴近那战争中的日日夜夜，从当代人的角度理解这段历史并为观众作出解释。

在与西蒙诺夫商讨时，斯托尔贝尔曾经担心把这部影片拍得过时，因为当时新的电影语言已经相当活跃；而西蒙诺夫则用他特有的格言式的语言安慰他：“如果你是诚实的——永远也不会是过时的。”西蒙诺夫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改编工作：读剧本，提建议，看演员试镜头。他为青年演员的加盟兴奋不已：“青年总是带给我们新的、出乎意料的东西。”

影片的片头字幕上首先出现的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名字，然后才是影片的片名。西蒙诺夫的确是影片当之无愧的作者。西蒙诺夫的思想渗透了整部影片，每个场景，每个镜头，西蒙诺夫那沉稳客观的语言风格决定了影片的叙事节奏。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导演的作用，恰恰相反，导演以其对确切的银幕形式的探求，完整地传达了作者的思维进程，并以其电影语言的简约而抒情的艺术特质赋予影片自身的价值并体现出它独立于文学原著之外的特征，使它成为用银幕语言阐释文学作品的典范。

影片《生者与死者》的成功创作是当时苏联电影艺术和精神生活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它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影片描述几次伟大的战役，也曾有过几部电影作品叙述战争中的人的命运，而《生者与死者》的创作者们则使国家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水乳交融，使不同年龄段、生活经验也迥然各异的观众窥见祖国与人民相互关系的真谛，让他们体验战争对苏联人民神圣天职的考验过程，体验他们的智慧和克服困难的力量。“我们想要讲述关于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的真实情况。这样做虽然是痛苦的，但却是诚实的”，斯托尔贝尔这样写道，“我们想在银幕上表现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的画廊，他们活跃在西蒙诺夫的小说中。我们竭力再现苏维埃人的性格，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对胜利的信念、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敌人的仇恨”。

在影片《生者与死者》里，无论表现尘土飞扬的俄罗斯村庄里的撤退，或是游击战争抑或莫斯科保卫战，每一个场景的开始都重复这样的画外音：“他们还不知道……”

是的，影片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不曾想到，这一切已经在今天发生，而不是他们的想像。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对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村庄、每一所房子负责。这就是捍卫着战火纷飞的国界的苏联军队的力量所在，这就是在大后方锻造胜利的苏联人民的力量所在。导演斯托尔贝尔毫不掩饰地强调，他是从今天的角度出发去讲述过去的。整个创作集体的最大愿望是，从哲学的高度思考战争，深入到影片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影片中洋溢着的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创作者们对和平幸福时代的感知赋予作品以令人惊叹的可信性。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似乎真切地感受到经历过最初的几个战役的人们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惊恐。影片带给观众的最为强烈的感受也许并不是群众性场面——军队撤退、和平居民的逃亡——而是在空旷的银幕上一辆为躲避轰炸而东躲西藏的卡车，还有被昏迷中的摄影记者米什卡撕碎的一封封信的碎片纷纷扬扬地飘落，米什卡的身躯倒在盛开着甘菊花的田野上的几个镜头。观众被导演那几乎是士兵式的严谨的叙事风格所折服。斯托尔贝尔自觉地拒绝对事件作诗化处理。导演遵循的原则是：任何臆造都比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显得苍白。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大多是个性强烈、激情袒露，因为他们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可能是最后的话，每一声枪响都会有人倒下。

导演在银幕上艺术地阐述了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卫国战争中幸存的老战士们在影片的主人公战地记者辛佐夫、谢尔皮林将军、保存部队战旗的中士、坦克手伊凡诺夫等人物的身上认出了自己，而青年们则看见了父辈和兄长昔日的风采。银幕上发生的故事逼真得如同参加过战争的人亲身经历的一样，同时，这些人物又折射出今天的人们对战争的认知。在这部影片里，“画外音”可以被视为该片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它传达了激越浓厚的思想情绪以及高度真实的历史感。西蒙诺夫在小说中触及的、并被斯托尔贝尔在影片中拓展的是公民的勇敢精神这一主题。《生者与死者》并没有列数人类经受的痛苦，它是一首勇敢的人民不朽精神的颂歌。虽然战争把主人公们分为生者与死者，但在观众的记忆里，他们都是同一行列中的永生者。

影片《生者与死者》的人物众多，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导演以影片的宏大气势追求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目的：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串连成影片的情节，而人民的功勋永远难以计数，因为这是千百万人共同的英勇努力才得以建立的功勋，然而，这又是每一个战争的参加者个人的功勋；是他的忍耐、他的勇敢、他的伤痛才使人民一步步接近共同的胜利，正因为如此，影片的创作者们才不遗余力详尽客观地审视活着的、战斗过的、牺牲了的人们的一个个性格，探究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影片中出现了上百张脸庞。与主人公们同时出现的背景人物有的可能重复出现二三次，有的甚至面目不清。但是观众记住了他们，因为观众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意识到他们行动的意义，体会到他们所经历的深切的痛苦。要解释这一切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创作者们并没有把剧中的人物作主次之分，因为，在战争中一切都是重要的。复杂在于，《生者与死者》对演员的角色定位的某种突破，在于艺术家探求新的表演风格的尝试。

当时在电影界崭露头角的基里尔·拉符洛夫成功地塑造了性格复杂多面的辛佐夫一角。拉符洛夫不仅以其主人公的人性魅力感染了观众，而且再现了一个积极思考的个性。摄影机的镜头经常停留在辛佐夫的脸上。观众在主人公的脸部特写上读到了他的思想，并不由自主地与他一起继续思考：撤退和失败，胆怯和勇敢，刚才还并肩前进的战友的死亡，旅长谢尔皮林的人道主义的行为表现，一名尉官的毫不掩饰的怀疑情绪，长时间的突围，法西斯坦克群密集的炮火中手无寸铁的战士们惨不忍睹的无谓的牺牲——这一切拉符洛夫——辛佐夫都必须经受并为此找到答案，这答案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鄙视的，但始终是思考着的。

如果说斯托尔贝尔把辛佐夫作为影片的“联络员”拉就了情节的导线，带领观众进入《生者与死者》这部电影长篇小说，那么，导演和作家则把思考的导线引向谢尔皮林，并赋予他以人道主义的激情。谢尔皮林非凡的个性和悲剧的命运，活跃的思想和自觉的公民意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对战争特性的理解，作为千百万苏联共产党员的代表，成为法西斯无法跨越的屏障的象征。

由阿纳多利·巴巴诺夫塑造的谢尔皮林将军这一形象，成了影片《生者与死者》创作过程中的一项发现。巴巴诺夫是一位创作个性鲜明并且颇具喜剧演员类型特色的演员。恰恰是他的富于特色的表演个性使得他的主人公形象在银幕上显得很尖锐、生硬，开始给人的感觉很不愉快。但逐渐地，观众被谢尔皮林的毫不妥协的性格折服，被他那自信的性格、在残酷的考验面前保持诚实、自律和不可摧毁的意志深深感动。可以说巴巴诺夫的表演克服了某种有关类型的偏见，与《生者与死者》的叙事风格融为一体。

在《生者与死者》的拍摄过程中，作家西蒙诺夫和演员巴巴诺夫的相互关系不断丰富。西蒙诺夫经常到拍摄现场，他的故事和谈话多方面补充了巴巴诺夫的创作，而在西蒙诺夫此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士兵不是天生的》中，谢尔皮林的故事的发展也受到巴巴诺夫表演天才的启发。西蒙诺夫曾多次强调了这种互补作用。

巴巴诺夫饰演的谢尔皮林性格内向，思想集中。他经受了许多磨难，这些磨难像永不愈合的伤口隐隐作痛。在赢得了司令部的尊敬和战士们的爱戴后，谢尔皮林说：“我不害怕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但我没有权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悲剧性的、与众不同的见解被影片所传达的严峻的1941年的氛围所印证。观众很难忘记在《生者与死者》中看见的日日夜夜。影片的背景仿佛拟人化了，祖国就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形象，大地母亲身上被挖出一条条战壕，她为战士挡住敌人的子弹。秋风中沙沙作响的小树林似乎是祖国母亲为被包围的战士们发出的同情的叹息；俄罗斯的白雪皑皑的严冬又仿佛是祖国母亲用胸膛阻止敌人的进攻。银幕上的人们始终与这种积极的生活氛围交融着，而当剧情发展需要时，又凸显在特写镜头里。

斯托尔贝尔的导演艺术有一种衡量真实的新尺度。这种新尺度是从西蒙诺夫的散文中派生出来的。它要求战争在银幕上用真实饱满的声音说话，因此《生者与死者》被拍成黑白片，甚至没有特地为影片写音乐，在那种黑白的造型氛围中，战争的真正的声音是隆隆的炮声，呼啸的子弹声，步枪的射击声，进攻时战士们神经质的喘息，伤员的呻吟，战争间隙中难以置信的寂静。

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西蒙诺夫和斯托尔贝尔首先关注的是人，是处于最悲剧性情境中的人，以及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胜利的信心，他们被伟大的俄罗斯性格团结在一起。世界电影界曾经拍摄过不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但斯托尔贝尔对于西蒙诺夫的小说《生者与死者》的改编，毕竟使观众窥见了在此之前的电影作品尚未触及的层面，给了他们重新审视战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