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导演愿意合写一张名片，但中国的徐小溪和西班牙的罗伯托·卡努图习以为常地乐在其中。联手拍戏十年不止，提起谁，都绝对少不了另一位。

他们上一部作品《沉李》很争气，走过了40多个国家，入围了120多个电影节，还摘下了西班牙卡塔赫纳电影节FICC最佳短片奖和希洪电影节Laboral Cinemateca 最佳短片奖等24个奖项。

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要叹的是，早该闻到墙内花香了。

默契，第一次见面就有

2008年，徐小溪跟罗伯托相识于美国纽约电影学院。

在一同攻读电影制作之前，徐小溪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修了美术和录像艺术，罗伯托则先后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主修图像和声音，在西班牙皇家音乐学院拿下音乐理论学位，又去了伦敦经商。

徐小溪回忆，“第一次在学校认识，大家相互聊喜欢的电影，感觉就已经挺投机，挺默契了。”长期合作，确实“需要大家要有相似的世界观，对事物的敏感度和对生活的热情”。

因此还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合拍了长片《欲望之途》（2011）。这个单亲墨西哥移民家庭总是悬在压抑的高气压下，介入其间的妓女露西，成为母亲试图改变儿子性向的工具，也成为整个家庭矛盾爆发的引线。故事圆熟而有情调，现实之中透着荒诞，很是迷人。

带了好些具有异域风情的作品回国，他们就地拍出了《逆境》（2013）。原想着独立成章，可《浮果》（2015）一出世，就有了打造“隐形的成都”三部曲的构思，于是，《沉李》（2017）也浮了起来。

最值得关注的是《沉李》。主角李婉莹（顾翔饰）是一名跨性别者，平日在夜店工作。母亲突然去世后，他不得不重返乡下，应对烦心的亲戚邻里关系。非主流文化与专制、狭隘的传统观念起了冲突，李婉莹挣扎再三，选择背离故乡，走出了一种骄傲的悲壮。

情感缺失的迷茫男女，失魂落魄的孤寂青年，难断宗亲的跨性别者，演一些大家不愿意看，也不容易看到的边缘故事。这“隐形”，不仅指主动的藏匿，而且指大众对某些群体与困境的视而不见。

成都天生适合讲这些有牙有齿的故事，咬得人肉上一疼，心中一叹。

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小溪就说“成都的文化很特别，很牙尖，这里的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特别浓”。罗伯托也很喜欢，一住，就住了七八年。他觉得，西班牙的文化跟这里很像，悠闲，对吃的在乎。两人都想，要是老成都的话，那就更好，现在的城市都急着长出大众脸，好多宝贵的东西一不留神，就被抹掉了。

在无可奈何走向枯黄的世态里，拍电影是一次又一次的春回大地。

他们通过电影表现成都时，会谨慎、克制地点缀上本地元素。罗伯托对兔头很感兴趣，就把它放到《逆境》当中，后来看到夜里火锅店倒潲水的大型垃圾桶，惊叹“都可以装尸体进去”，又把这桥段化用到《浮果》里面。都“很成都”，不带包装的矫饰。

这两人也不矫饰。

徐小溪笑说自己起初学习电影时，觉得“电影要拍得很酷，份儿要足，摄影要很牛，要有风格”。但在西方多元文化中浸泡的罗伯托不一样，他从小就可以去影院自由看片，格外遵从内心喜好，于是“懂得更多，看得更远”，“很会钻研角色和故事，不会去想怎么拍得高级”。

慢慢受他影响，徐小溪也会立足于故事与人物，“而不是想当然”。顾虑较多的罗伯托也会尝试做“一般电影不会做的情节和片段，让电影发展有更多可能性”，因为，想做就一定要做，要做就要做到极致的徐小溪，给了他足够的胆量。

“大家意见越来越相同，合作起来也很默契了。如果出现意见不合，我们都会以电影为重心，看哪个更适合剧本发展，说出理由让对方信服。”反正，“演员和剧组从我们这边得到的信息肯定是一致的。”

他们也珍视这些分歧，有时候太一致了，反而需要担心。就像是每天的计划，要是完成得很好，没有超支，没有意外，他们也总感觉要栽。还是希望拍的时候遇到一些小问题，能够警醒，反思，或者开辟新路，既有趣，又有用。

自己的想法，不要轻易放弃

两个人合作太好，招兵买马起来，也是要精神上能否达成一致。

技术能力不是首要考虑的元素，徐小溪自认“控制欲比较强”，不是不给别人发挥空间，而是希望大家能沟通出一致的方向。而无法交流的技术专业人士，确实比不过热情、认真、志同道合的朋友。

合作最久的意大利音乐家安德烈·琴塔佐，给《浮果》等片增色不少，就连导演，也能在散发着幽幽引力的配乐中找到灵感。安德烈实验性质的先锋做派，在80年代就打响了名堂，到洛杉矶生活后，他也接一些独立电影和学生作品的配乐工作。合作得愉快，看到《逆境》资金不足，他就免费配乐，或出让版权。但短片肯定不够过瘾，他便等候来年的长片，再大展拳脚。

色彩大胆、形神兼备的海报也是一以贯之的亮点，在此伸出援手的，都是些朋友，譬如《逆境》的芳娣、《等候》的苏珊·奥普曼（Susan Opperman）。而《浮果》和《沉李》海报的作者冷志文，还身兼制片人的工作。

义务帮忙的人多了，徐小溪更希望能够争取一些资金。

这条路很难。《沉李》众筹的钱，一开始还不够2万。得知一些学生作品都能有几十万投资，让徐小溪很是惊讶。

其实他们也不是拿不下投资，但更看重的，还是自由度。徐小溪强调，“我不是特别希望花太多的精力来做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说教味很重的无聊题材，或是质量很差的微电影、网络电影，又或者是一些过于装腔作势的东西。

通过罗伯托，也能找到许多西班牙的支持项目，但剧组成员必须保证七八成是本地人，兴师动众来中国一趟，开销也要上去，目前稍微合适的办法，则是在西班牙拍摄。

幸好，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短缺的资金下启动项目。“好处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资金去限制时间，所以我们准备的时间挺充分的”。“从前期筹备开始，到剧本，演员彩排，拍摄，后期剪辑, 每个环节都尽量把细节做到极致。”等到时机成熟，好莱坞经受的商业训练就派上了用场。

首要一点，是“严谨工作的态度和环境”。就像在好莱坞片场，绝不允许任何工作人员急速奔跑，而摄影助理和摄影师在交换镜头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对方是否已经拿稳。“听起来好像对电影拍摄没有什么作用，但只有在专业认真的工作环境下，才可能出好的作品”。

其次，在前期要花很多时间与演员沟通。试镜之前，他们要准备好试镜剧本，拍摄试镜片段，筛选合适的演员，然后跟演员反复沟通角色的背景，一句一句地和跟对方阅读、分析剧本，再进行实地彩排等繁琐却必要的扎实准备。对此乐此不疲的罗伯托，不会跟许多导演那样只对摄影机感兴趣。

徐小溪深知，“必须要和演员有真诚的交流与沟通，让演员信任你，他们觉得安全了，才会放心把自己交给导演，才能发挥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完全不会在片场摆导演架子，或是对演员发脾气”，相反，还要做到对人的敏感。

他还强调，“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独立电影不可避免地会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种种突发状况，尽管如此，“不到最后一步千万不要放弃自己最初的想法，不要因为小事情去妥协，要永远把电影放在第一位。因为，最终电影成品出来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观众会知道当时拍摄现场发生了什么。”

创作，是会上瘾的

对他们而言，创作从来不是处心积虑的重担。

徐小溪在南非的时候，油画老师第一个告诉他要去学电影，还说，“不管以后你做什么，一定要保持这种玩的心态。工作和创作要认真。但你不要光想着‘我一定要创造一个完美的电影’，不然就变得很无聊。”

徐小溪很明确地表明，“我不想拍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最起码的，塑造的角色一定要有意思。他会设想如果自己是观众，有没有看下去的兴趣。有了角色，他们再联想能够发生什么事情，等候故事成型。他坦诚自己不是专业编剧，但很多时候还是想以自己的想法为起点来构思，难免要花很长时间。

随性的人有随性的缘分。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在偶然情况下拍摄的。“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去找，就是很奇怪的，突然就想到了，可能还是跟经历有关吧。”

朋友给徐小溪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有了《逆境》的剧本。连串商业工作搅坏了心情，他们就突然豁出去，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拍一部《浮果》。毕业那会儿，他们写了一个发生在墨西哥的长片剧本，后来看了网上欺凌的视频，就改成中国本土短片《沉李》。去了一次印度，觉得有意思，立马又激发了新片的灵感。

生活也是。拍片的路子走下来，顺势在成都开了一家名为“乱红”（Almost Red）的文化传播公司。上半年接一些宣传广告，但会下意识地避开资本的束缚。到了年底，他们一般会去欧洲，放映自己的电影，或是跟合作方打交道。

“没有太平均分配，看情况，还是会有一些给自己的时间。”徐小溪说。

有人问，《欲望之途》之后这么久，都没碰长片，不急吗？不急。拍长片需要大量资金，要有团队保障，钱跟想法没有充分准备好的话，他们并不想冒险尝试，大不了，还可以再拍两部短片。

其实很像成都人，一城的辣子，可谁都过得不燥。

不过现在，他们大致构想了一个长片的概念，希望在印度、西班牙与墨西哥，拍摄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三部短片。像是回到毕业那年，大家第一次合拍长片那样。

也不说以后非要在哪里拍摄。反正，“哪边有电影就可以去哪边拍，这个不太分国籍，就是你的角色是你的角色，不管是什么环境背景。就像《沉李》，你放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拍一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未来我也不会局限自己在一个城市或是一个环境下进行创作，毕竟艺术是无限可能性的。”

又念起南非的时光，徐小溪第一次认真思考拍电影的事，“当时想，如果人生中能拍一部真正的电影就够了，不管长片还是短片，而现在是不会觉得够的，因为创造这种东西是会上瘾的，想一直继续拍下去。”

（简版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牙尖的人，不拍无聊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