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片《普通法西斯》由米哈伊尔·罗姆,玛琳·黛德丽,约瑟夫·戈培尔,赫尔曼·戈林,阿道夫·希特勒 主演，1965年欧美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纪录片，对二战的反思……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由此想来，阿尔道夫•希特勒在狂热地臣服于他的子民面前喊出的那句精彩的“我就是党！”，也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了。历史记录片之所以这般袭人以震撼予人以遐思，是其同一部厚重的二十四史无异，它透过黑白闪烁的画面和冷静平白的语言告知银幕下的观众，过去曾如此，现在正如此，将来要如此。
听着德国独立音乐人麦斯米兰如诗歌如童话的吟唱，难以想象这个以冷静严谨著称的日耳曼民族曾疯癫地毁灭所谓的劣等种族，剥夺儿童发展的自由意志，以及拥有让人群远离思考失却个性的同时高呼“万岁”的非凡能力。
曾有人俗鄙地称“历史是无情的婊子”，想来是由于它常常臣服于强权与政治的缘故，毕竟以死相逼也不愿更改笔意的史官早已随一两千年前的尘土永沉地下。因而，我们今日所见的文字和图像往往都是经过了粉饰或扭曲的，与其说我们尝试寻求历史的真相，不如说我们是被掌权者和发言人用一根鱼线牵引入其国民思想政治教材的。真正的历史，是过去时空里的言行与事件，上一秒上一年已然逝去，没有人能够改变，同时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但不幸的是，历史仅靠了人这种有感情有思想的物种来依存，就永不可能有绝对的确切。按心理学来说，客观事物或事件所以能保留在人脑中，是已经经过人的主观改造的，不可避免地带上人的个体情感和思维想象，再加上，即便是脑中的所思所感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只是一落言诠便失真谛的。套用柏拉图对美与现实世界、理念世界关系的论述，即可推出，历史书籍或影像与真实的历史也是隔着三层的，不过是“影子的影子”。
如此看来必然有人质疑“那我们还需要了解历史吗？”，在我看来这正是人的悲情而伟壮的所在。古希腊贤人曾以为“至高的善”在于“无所为而为的玩索”，那么像人类剥去历史外壳这般的徒劳工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凄怆，是知其无望而仍然包含热忱的讽刺。可细细想来，这种精神却贯穿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文化史中。两千多年前，仲尼在楚国隐士接舆或并耕的长沮桀溺面前，无力地坚持贯彻儒家政治主张，正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之所彰，对于仲尼这类圣贤来说，实是其道不显早知之矣。而现代历史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做着同样心酸的努力。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以投枪匕首的文字投身革命的热血和无私，而是他在勘破这乱世俗物之后，没有选择抱着犬儒心态隐退而自得，而是依然不计后果地扑身左翼文学事业，于黑暗中描画气数微茫的白昼，于绝望中期望有所得救。这亦可代表了然现世无望，依旧欣然入世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无畏与悲壮。反观你我等芸芸大众的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不可避免的悖论。因此，历史是不读不可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而言，了解历史、反思历史是不可不珍视的内在省察与外部观照过程。
在如今浮夸躁动的世界，大概已没有年轻人在床头放一本辛亥革命或中国史略的书了，就连历史纪录片也成了少有人问津的高阁影像。尽管如此，黑白灰的晃动中仍然有人曾读出凄惶与沉重。
高度文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跳舞或打高尔夫的年轻一代的笑脸中已没有几十年前那些浩劫的伤痕记忆。孩子的眼神如斯纯澈，与希特勒年代倒在母亲旁的被恐惧染白的孩尸，形成了可悲而震撼的对照。可是，好像死亡，与那些被夺去思考夺去个性的青少年的麻木生命相比，也并没有更可怕。在希特勒的眼中，一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成百上千万的人群才有意义。人们在听完统帅激情澎湃的宣讲之后，高举着手连喊三声万岁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是空洞无物的，他们的决心与热情也是架空遥远的。或许希特勒要的，正是一群听从指挥为他征服他类民族与世界土地的人，一群有着硬拳头的战争的工具。可这样高度统一狂热的信仰形态控制下，总有一些冷静而睿智的人说出了“不”，于是流血与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是有这些独立民众的存在，才推动了人类文明与思想的发展。他们的眼睛看着我们，是的，那些牺牲在集中营毒气室和超负荷劳作的人的眼睛，透过时空的尘芥，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当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被剥夺了的时候，生命便成了机械的冷漠行走。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可以说大部分百姓争端与诸侯纷乱的祸因即在于君王的不可侵犯，统治者希望民众永远做最顺从的奴隶，只有臣服没有反抗，而统治者的暴虐也是出自对于其他思想与行为的不宽容。正如胡适之所言，容忍是比自由更难的。
当德国受到苏联等国家的激烈反攻时，当带着纳粹臂章的对着希特勒惟命是从的军人失去亲人有朋时，当他们一批又一批被送去前线永无归来之日时，德国民众的眼神开始迟疑。他们开始思索，思索所言所行的意义。他们开始怀疑，怀疑这么长时间来自己的信仰的归属所在。胜利是什么？胜利对普通民众来使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像萧军在《八月的乡村》借人物发出的疑问：打跑日本人就有新世界吗？穷苦百姓的运命便能就此改变吗？事实是，即便在抗日胜利后，如汪文宣这般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在胜利的烟火中孤寂死去，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庭与生命，而胜利后却没有人来兑现与偿还。
我时常揣想战争这样自古以来的人类行为。老庄一贯向往原始社会，希望退回到民风朴鄙，无争无战的原始氏族社会，在野心膨胀的激进乐观的当权者看来，不免是浅陋而消极的痴想。现代社会固然是令人神往，科技发达，文明进步，法制谨严。可是真的当你自己被践踏在他族的铁蹄下或闻到弹火的烟气、摸到死亡的衣角之时，罪恶混乱的文明时代还是荒蛮朴鄙的黄金时代，这个选择的答案便不可轻易知晓了。
过去曾如此，功过是非只好个人自晓于心。再来看看我们当今的社会，狂热的个人崇拜一度在世界各地出现，思想专制与意志剥夺也频频可见，野心与暴力一分也没有减少。更可笑的是，这一辈惶惶度日的年轻人，即使在“五四”青年宣扬了自由与理性之后，在一定限度内获取了平等与个性之后，却不自知地放弃了思考与改变的权力，趋同于庸众似乎成了最强硬的生存法则。由此想来，精彩的发声濒临绝迹，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看一部好的电影或纪录片，就像是读一本好书，或者是词句，或者是画面，就有那么一刻轻易地把你打倒在地，一时憋闷而后余味袅袅。我想，罗姆用《普通法西斯》确实地做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