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电影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善于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这并不是缘于引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城市萨拉热窝就属于这个国度，更非由于这个国家有什么拍战争片的癖好，我们只需记住这样的事实：从1459年土耳其征服塞尔维亚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止，南斯拉夫先后受到土耳其、奥匈帝国统治几近50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南斯拉夫死亡160万人，比英国（死亡32万人）、法国（死亡52万人）、意大利（死亡40万人）、美国（死亡32.5万人）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3万5千人。这是一个饱受磨难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不屈的民族，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斗争历史和英雄人民的民族。

从电影史角度看，南斯拉夫拍摄战争影片是有传统的。1911年完成的南斯拉夫第一部故事片《卡拉格奥尔基》（与外国公司合拍），表现的就是1804年～1813年间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历史。但整个二战前，处于经济落后状态的南斯拉夫民族电影业同样是非常不发达的。南斯拉夫电影事业恰恰是在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是从战争片起步的。还在南斯拉夫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指挥部就于1943年决定建立电影小分队，专门拍摄表现反侵略战争的新闻纪录片。短短几年后的1947年5月，南斯拉夫表现游击队斗争的第一部故事片《赞歌》出现在银幕上，标志着南斯拉夫电影事业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南斯拉夫战争题材影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为基本内容。电影艺术家不断地从不同方面来揭示战争的本质，使观众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获得深刻认识。几十年来，南斯拉夫拍摄的战争片内容广泛，几乎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有规模巨大的对重大战役进行正面表现的史诗性影片，如《乌日策共和国》、《苏捷斯卡战役》、《涅列特瓦河之战》等，有表现具体战争事件的影片，如《桥》、《南方铁路之战》、《红色的土地》等，有歌颂战争中英雄人物的影片，如《姆拉登医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有通过一两个人的遭遇对战争进行的侧面描述，如1966年的影片《幻想》，有表现战斗本身的，如影片《在德瓦尔登陆》、《向德林进军》等，既有表现这些战斗参加者的英勇行为的影片，也有通过战后人民的感受和处境来反映人民对战争思考的影片，如1963年拍摄的影片《拉多波里》等，还有通过儿童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的影片，如《危险的道路》，它们组成广阔的画面，对战争的表现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刻。

南斯拉夫战争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反法西斯斗争题材的影片中着力塑造人民的形象，《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就是一个代表。影片的环境背景是萨拉热窝，这是欧洲中部的一座偏远城市，是南斯拉夫的一座英雄城市，是一座孕育英雄的城市，是有着众多人民英雄的城市。英雄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心仪，英雄的本质或许有许多共同处，甚至有着超越时代的品质，英雄的具体形态则是各种各样的。在南斯拉夫战争题材影片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英雄形象有两种，一是以瓦尔特为代表的传统型英雄，这是一些带有传奇性和神秘色彩的、“有着非凡体格特质或精神特质的具有神圣感召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具有卡里斯马特质的英雄，二是以谢德、吉斯为代表的普通人型的英雄，他们是有自己丰富个性的人，有的还是有各种缺点、弱点的人，甚至有着不相同的人生观，如曾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同期上映的南斯拉夫二战题材影片《桥》，片中那位开始不愿炸桥的工程师，尽管他知道这是为了抗击法西斯，但他仍不想亲手毁掉自己设计的桥，而桥最终还是在他手里炸毁了。它表明了一种观念：人民不仅是群体，也是生动具体的个体，包括那些不知名姓的群众，他们的行为本身从总体上构成人民英雄形象。对此，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有一个典型的阐释性情节：几十名游击队员夜袭广场停放的德军卡车，遭到伏击，大多数牺牲了。第二天，德寇妄图打死前来认领尸体的人，进一步威慑人民。广场上群众越聚越多，瓦尔特在人群中嘱咐大家不要过去，德国人会开枪。然而，当谢德看到自己的女儿躺在血泊里，他毅然挺身走过去。这时，比肖夫下令开枪，士兵举枪，在这危险时刻，皮劳特和苏里等游击队战士从容迎上前去，群众一个接一个跟了过去。终于成百上千的群众默默地坚定地走向牺牲者的尸体，德军退却了。这个群众场面表明英雄就在普通人中，英雄也是普通人，英雄来自人民，人民就是英雄。人民的意志就是英雄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有意味的是，在这部影片中，与世界战争文化中具有共性的那种传统型的孤胆神奇英雄形象不同，瓦尔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克里斯马”英雄，更不是那种纯粹的西方式个人英雄，他一直以皮劳特的化名隐藏行动，这也是英雄的人民性的一种寓示。他的神秘性和人民性最大限度地将英雄和人民融合一起。其实，《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片名本身就是一个泛指，瓦尔特一个人是保卫不了萨拉热窝的，是人民在保卫萨拉热窝，瓦尔特是人民的一个代表。

多年来，南斯拉夫的战争片样式丰富多彩。既有史诗性影片，还有所谓“游击队西部片”，有悲剧性影片，还有各种战争惊险片。它们逐步形成自身成熟的艺术风貌。1977年拍摄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作为70年代末期较早输入我国的惊险样式战争影片之一，受到我国观众热烈欢迎。在欧洲一大批反法西斯战争影片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称得上是有代表性和有特色的一部。从样式角度看，它属于那种以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悬念性抓住观众心理的惊险片。对我国观众来说，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地下斗争生活的影片，并不陌生，一直很受欢迎，这部影片同样充满我国观众熟悉的这一类影片的悬念方式，和十分引人的悬疑性表现。影片一个突出特点是敌入我中，我入敌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影片开始不久，就让假瓦尔特露出真面目，牵着观众的心。剧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已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相互交错，悬念接踵而至，悬疑性愈加浓重。游击队不仅要与明处的敌人斗智斗勇，还要与暗处的敌人包括隐藏在自己队伍里的敌人智斗，进行锄奸斗争。在这些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显示着瓦尔特和他的战友们的智慧与果敢。

影片大量精彩的伏笔，虚虚实实的敌我斗智，不但有力地调度着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力，还使影片留有一些回味处。如影片前面冯·迪特里施对比肖夫说“他（瓦尔特）就在这一带活动”，接着是假瓦尔特指挥的游击队炸桥行动，而此时观众并不知道内情。这里的蒙太奇衔接一箭双雕，有两层表意作用。第一层作用是用游击队炸桥梁衔接冯·迪特里施的话，让观众对人民力量的存在有一种顺畅的自然的感觉，是一种特殊的意蕴性渲染；第二层作用是后来当观众知道炸桥竟是冯·迪特里施安排的假瓦尔特所指挥，于是，在前面情节铺垫的基础上，增强了情节观赏的悬念心理。这种呼应式的蒙太奇转换，并非一处，如后面游击队夜袭德军汽车行动就是紧接吉斯所说“我们的人正在战斗”，它们首先起到的是一种自然地串联情节的作用。这些娴熟的艺术手法运用于不同的影片内容，对于熟悉艺术规律的观赏者始终具有法则的引力。

影片之所以吸引人还得力于一批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饰演瓦尔特的日沃伊诺维奇，是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演员之一，他擅演传奇式的游击队员角色，被誉为南斯拉夫银幕上的一员虎将。饰演谢德的马尔科维奇，以表演简练含蓄见长。他在本片中饰演的钟表匠谢德是一位无比坚定的游击队战士。他是热爱生活的，但为祖国的解放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他没有任何激烈的外在动作，却可以让观众感到他内心涌动着的对祖国的爱和对法西斯的恨，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时，看起来仍是那样平静。这些优秀演员在《桥》、《夜袭机场》等一些同样精彩的战争影片中也有精湛的演艺。中国观众对饰演吉斯的演员留·萨马尔季奇也不陌生，80年代初，他曾因在影片《临时工》中的出色表演赢得很多中国观众。他的轻松幽默感同样丰富了这部战争惊险片的情绪色彩。

影片在声画处理方面属于平易的生活化风格。似乎一切在不经意中。但影片也不拘泥于此，而是有一定的灵活调度性，又不时突出某个元素，如德军追捕瓦尔特等人进入一个市场后，只见有许多工匠在默默干活，脸上没有表情，传入观众耳鼓的是一阵阵敲击铜铁器皿的轰响声，响声的逐渐强化汇成对德占领军的愤怒声讨。

又如这部影片的摄影也颇有特色，片中交待人物关系、事件情势的中景、全景比较多，这缘于其内容叙事性基本要求。同时，作为导演艺术构思的最终体现，摄影不仅考虑到各种造型形式的需要，还能够从戏剧表现因素的需要出发，认真构思前景的运用，使不同形式的前景紧密联系于内容的表达，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起到制造迷雾，诱使观众入戏等作用。如影片开始，假瓦尔特为了骗得游击队方面信任，搞了一次惹人注目的炸桥行动。为进一步掩护假瓦尔特趁机打入游击队，德军党卫军疯狂屠杀南斯拉夫人民，将许多无辜百姓吊死在火车站。瓦尔特就是在这复杂的情势中出场的。影片为瓦尔特的出场安排了鲜明的有足够刺激度的画面前景。他为了搞清这次造成严重后果的炸桥活动的真相，装扮成党卫军军官，到火车站值班室调查情况。这时，绝大多数观众和剧中人一样都不清楚真瓦尔特的面目。观众看到的是悬挂在前景的一排被法西斯绞死的群众的尸体。在这充满血腥的残酷气氛中，观众透过画面前景的尸体看到纵深处走来一名党卫军军官和他的随从。他们煞有介事地穿过尸体，走向镜头。这正是真正的瓦尔特。接着是摄影机移拍，一排尸体从前景渐渐转为后景。瓦尔特就是这样以伪装的身份，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中出现。他不仅蒙住了警戒的德寇的眼睛，而且也迷住了观众的视线。当他与铁路值班人员接关系时，观众才明了原来这是自己人。影片在这里把悬吊的尸体置于前景，绝不仅仅出于构图和影调表现的需要，而是有意将其作为戏剧内容的一部分。置于前景的尸体，很容易造成观众心理上的强度刺激，有助于突出表现法西斯的罪恶和疯狂，同时又使观众从瓦尔特在这个环境中的机智勇敢表现初次领略了他的风采。观众的情绪也在这种巧妙的戏剧安排中产生了跌宕。

再如影片出现的两次全景俯拍，也很有表现意味，一次是以修理钟表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谢德到清真寺以自己的牺牲为瓦尔特等人报警，当他被德寇的子弹打中后，影片没有采用惯用的对人物和景物的仰拍方式，以示英雄形象的高大，而是采用大全景、高角度俯拍方式，引导观众遥望并聚焦于倒卧地上的谢德，同时出现了象征和平的鸽子在上空飞翔，使镜头油生一种格外壮烈感，并且意味深长地表现了对英雄战士的崇敬、凭吊和悼念。再一次是影片最后那个同影片开始形成照应的场景：观众记得，影片开始，为了顺利执行“劳费尔行动”计划，老牌特工、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施被派到萨拉热窝，他的助手上尉比肖夫向他介绍情况时说：“这座城市游击队的力量非常强大，领导人叫瓦尔特，但始终没有抓到。瓦尔特简直是个幽灵，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迪特里施指点着周围微笑着说：“我可不相信鬼，他确实存在，就在这一带活动。”影片结尾，柏林方面派人来接替冯·迪特里施的职务，并将他押回受审。当被撤职的冯·迪特里施走出办公室，与押送他的特务走在可以纵观萨拉热窝全景的大路上时，面对脚下的城市他忽然清醒了，自语道：“太有意思了，我来到萨拉热窝就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一名押解特务急忙问他：“你知道瓦尔特是谁？马上告诉我他的真姓名！”冯·迪特里施突然有点激动地说：“我会告诉你的。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而影片开始，他也曾指着这座城市对比肖夫说：“他（瓦尔特）确实存在，就在这一带活动。”如果说开始他所说的话是在暗指他的特工计划，而在客观上起到串联情节（接着是假瓦尔特的炸桥行动）和某种模糊表意的作用，那么，这一次他无可奈何说出的心里话，则是创作者有意在这句大实话中注入耐人寻味的深意。接着影片似乎是在将冯·迪特里施的主观镜头转换为客观群体镜头，俯拍萨拉热窝这座古老城市的全貌，实际上仍是一种主观镜头运用——它引导我们每个观众都来“主动”审视深深蕴藏于这座城市中的人民的力量。